诗歌接受的光谱效应

诗歌接受的光谱效应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 

◎陈仲义

             诗歌接受的光谱效应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陈仲义

  一
诗歌接受效应是其稳定性与浮动性的辩证统一，互为消长。一般来说，诗歌接受价值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文本的恒定：诸如民族审美心理积淀的厚重与持久；形式规范的完美与持续；本体基质的约定与牢固。而与接受价值稳定性连襟一体的是价值浮动。诗歌比任何文类更“青睐”或更能忍受“价格浮动”的折磨。本质地说，任何因子都是可以左右其升降起伏的杠杆，从历史语境、受众分型、风潮时运、地域、民族、时尚、机遇，甚至具体到阅读心境、阅读口味等等，无一不是重要砝码。而最为重要“人的可变本性”，则内在地决定了接受效应的“随行就市”与“价格浮动”。


“可变性”与需求动机有关，大致分八类，分别是游戏、宣泄、励志、寄托、修养、兴趣、信仰与综合等，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受众的接受能力。这不由让人想起物理学上的接受光谱：可见光经过三棱镜分解可形成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的次序排列。从红色到紫色范围内，相对应于波长7，700—3，900埃的区域，是人眼能感觉的可见部分。光谱原理参照到诗歌接受上来，的确有些光区完全“漆黑一片”，有些光区“半明半昧”，有些光区“懵懵懂懂”，有些光区则可以“一见到底”“一眼望穿”。这源于不同接受主体肉眼的“感光”能力，亦即特殊的接受能力。


     在初级的广谱接受层面上，诗歌接受呈现普及流布状况：那些令人亢奋的人气、氛围，此伏彼起的诗歌运动、社团、沙龙、山头，在广大诗爱者的发酵下，酿成广场意义的“传唱”“传销”式写作与接受活动（八十年代“三片落叶就能砸中一个写诗的“诗歌热”便是生动写照）；在中高级窄谱的接受层面上，诗写者浸淫于吐纳自如的诗歌海绵体和蓄水池，忘我地汲取与排释，经由专一或多元的快递， 参与诗的“光合作用”，不断分蘖出诗的嫩芽与新枝；而从事文本打开作业的诗评人，则努力将文本意义进行溶解、稀释，从阐释的喷雾口化为无数颗粒，无穷地播撒出去。


倘若把受众分为三大群类来考察，不难划分出：一般浏览性的泛读者群，主要分布在大中专校园；以创造为主要目标的写作群体，是诗写与接受的双料发烧友；以阐释为主要任务的诗评人，部分由诗写者自我承担，部分来自高校教学与研究机构。三类接受主体都在文本自足性与主观开放性之间展开“间性”运行，并充分对应于三种接受效应，分别是：“感染”·“引致”·“阐释”。


再稍加细分，第一种 “感染”型受体，是由大众读者中的被动者（诗盲）与主动者（诗迷）构成。前者由于偶然、盲目、闲散，带有随机、附庸、追风特点；后者由于兴趣，热爱，表现出虔诚、膜拜、醉心，最后集结成“一拍即合”、“胆肝相照”的粉丝铁杆群。第二种是“引致”型受体，作为接受中的诗写者，他们是新诗、现代诗最大的投资人与受益者。犹如磁场中的南北极，永远受制于一股深深的磁引力，不离不弃。他们能将接受中的深刻吸附、引领、牵导，迅速转化为自身写作的血肉灵魂，成为新诗、现代诗文本建设前仆后继的“开发商”；第三种为诗评人的接受阐释，职业化的训练经由多元释义，扮演了诗歌建筑群的“推销商”(部分诗写者也担负着阐释的重要角色)。


诗歌文本要实现接受的最大化，同样取决于优质的接受主体。比起其他文类，诗歌、尤其现代诗，三类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最具摩擦、对抗，同时也是最无芥蒂、最容易互相转换的。三类受体，多数是“性情中人”“天真的大人”“长不大的孩子”，是缺乏世故的顽童。除少数“单打一”外，有一半是集“诗爱、诗写、诗评”三者于一身的（比例大大高于其他艺术门类）。正是如此痴迷、深陷，几乎个个都快成了无法自拔的“瘾君子”。

二．
普通诗爱者，他们比得上教堂的虔诚信徒，怀揣强烈的情感、精神渴求，行走在朝圣的路上。虽然多数资质一般，但孜孜于诗歌向往，也拥有一点诗的感觉，懂得做诗基本道道，还尝试写出一些过得去的东西，应该说这些诗歌“发烧友”，是诗歌赖以存活的基础和最直接、热烈的“感应体”。


——读者的普遍接受，一旦使现代新诗成为某种“公信物”、某种象征符号，其能量往往被夸大。毫无疑问，现代新诗较之其他文类更容易迅速定格为文化意符，并通过各种有机诗意与形式通向人心。与其视之为某种被拔高、被放量的替代物，毋宁看作人类普遍心灵的爱意与向往。普通大众若能在万千文化符号世界中找到若干符合自我心愿的“栖息”处，于国家、民族素质的整体提升，重构文明生活的资源与力量，恐怕不是简单的“感染”两字所能涵盖的了。


——读者的普遍接受，遵循老少咸宜、雅俗共赏的规律。过于阳春白雪，不利于传播；过于俗化，寿命也不长，最好能找到恰切的平衡点。由于情感文库，依然是人类精神生活、意识形态中最大的领地，在现代阶段如何挤压它，试图用现代“智性”完全取代它，都难以抹去情感的共同感在广泛受众中的重要性。所以以感动为核心的接受感染性，依然可以看作接受的主要“尺度”。


——部分读者因新鲜的阅读刺激，诱发自身潜在的写作冲动，转变身份，从驻足的旁观者一跃变成亲历者，很有一番脱胎换骨的“升华”，这无疑要大大归功于感染的“受用”。一般诗写者只是浸淫于一般的氛围、人气，但阅读与诗写的双向交流，双倍叠加的熏陶、传染，纵使最终未能完成诗人意义上的塑型，于个人的修持也远远超出“无用之用”。


三．
     比之普通读者群，精英诗写者受到的“影响”更为刻骨铭心，已不是泛泛之言所能打发，而具有彻头彻尾的“致命性”意涵。致命意味着那种失魂落魄、掏心献胆般被“吸附”、被“俘获”，死心塌地、“被牵着鼻子走”的状态。诗歌史也一直在证明，后辈诗人的诗写无法逃脱前人的致命性制导、牵引；不可能抹掉“替身”写作或“附体”写作色彩。斯达尔夫人早就解说得入木三分:一切人生情景,“最强烈的印象是由描绘这些东西的第一个诗人产生出来的”,它往往在“最初的一次诗情迸发中达到以后无法超过的某种美”,从而以“后人无法企及的光辉”,成为影响后世的“艺术先行者”。


诚然，前人的“原型”诱发后人的创作冲动，前人的“胚胎”分娩为后人的新生儿，前人的“母题”发展为后人的巨构，如此充类至尽，举不胜举。唐代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只有28字，众诗人争相仿效，一下子就繁衍出相似诗篇30多首；同代人苏味道《正月十五夜》,在《全宋词》中也变种出200多篇“元夕词”。


比影响刻骨的是章鱼般的吸盘。它体现在诗人与诗人、诗人与诗本、诗本与诗本之间的相互“招魂”。从遗传基因到血液骨髓，从精神气质到毛发脚趾，不受国界、地缘、民族、知识的制约，完全出自“心有灵犀”的勾连。高山仰止，香火传承，和衷共济，东鸣西应。如此的粘连、牵扯，在整个接受系统中被学理化也被美化为“互文性”。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，誉为墨西哥的儿子、拉丁美洲的兄弟、西班牙继子，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的养子，日本和印度的亲密客人，以及美国的私生子，足见他汲取多方文化滋养：他翻译中国、日本、美国、法国作品；接受巴洛克诗歌、浪漫主义、象征主义和先锋诗歌影响；他吸收日本俳句形式，写出风格迥异境界别样的《碎石》；接近东方佛禅，创作《白》、《东山坡》，以自然人身份跨越另一个“彼岸”；他将布勒东的超现实与阿兹特克神话结合，抚摩人类的裂痕；他同马拉美、立体主义、巴西实体派建立对话；他将艾略特和庞德的变革，融入到一系列后现代的演变中，终于成就了20世纪拉美文学最富雄心勃勃的互文性“杂交”。


而中国现代新诗人，自五四起全面接受外来诗歌引领的，同样马不离鞍。前三十年不说，就当代例子：西川之于博尔赫斯的睿智、张枣之于斯蒂文森的冥想、翟永明早期之于普拉斯的自白、杨黎之于罗伯格里耶的“冷风景”、陈东东之于埃利蒂斯的钻石、吕德安之于罗杰斯特的谣曲，安琪用庞德的肋骨来建筑自己长诗的胸腔……无不处处体现“影响的焦虑”。即便这些诗人到了中年后自觉做了摆脱，也擦不掉若隐若现的曾经被制导的轨迹。欧阳江河在最近一次论坛谈到，影响他最大的五个诗人是李白、杜甫、荷尔德林、庞德和荷马。这种现身说法在王家新身上也很具代表性，其谱系一如胎记那样镌烙难忘：一路上从但丁、叶芝、里尔克、帕斯捷尔纳克到最后的策兰。一代又一代诗写者，便都在接力式的“镜像”中，相互“招魂”，完成自己，又超越自己。


无需讳言，在诗人相互影响、引致的谱系上，有时也会上演“弑父”的悲剧，下意识的、公开的、本能的或隐匿的，乃至夹点“闹剧”。少数诗人表现出对前贤们的“不屑”、“践踏”，“叛逆”的策略。以宽容的心态看，我们能够在其狂妄的背后，看到那颗差点跳出胸腔，加速进入诗歌史的“野心”、充满可爱的躁切情态而付之一笑。转过身来，凝神另一些诗人十分安静、沉潜，表现得格外谦卑、恭敬，我们愿加以推举后者，他们的形象，不仅仅是一种绅士的风度与美德。

四．
诗评人的阐释是诗歌接受的重心部分。历代诗评资源构成不断重临“破译”与重构的历史。古代有年谱、编年、本事等背景研究，有笺释、训诂、评点、批注的现行研究。作为吾国特有的“诗话”形式，已然构成丁一卯二的阐释传统。“千家注杜”、“五百家注韩、柳、苏”，倾筐倒筪，源远流长。单是陶渊明一首《饮酒·五》20字，就取得超出原本文1000倍的评语规模。笔者曾多次笑称：阐释是一种匪夷所思的“核聚变”。


诗歌接受的高音区是阐释，要面对四重压力：普及与提升的压力；文本艰涩的解密压力；优劣高下的质检压力；“难以言说”与“无法言说”的瓶颈压力。总之，现代诗阐释比起其他文体更要受到二度创造系数的考验，现代诗阐释是所有文类批评难度系数最高的一种。


现代诗阐释，有着与小说完全不同的数路。小说关注人物、性格、命运、主题、情节，现代诗阐释关注语言、意涵与表达方式。现代诗阐释比小说困难，主要是处于不可言说、难以言说的场域里，却偏偏要言说。这好比：小说阐释多在明处，属于打着灯笼走大道；而现代诗阐释多在暗处，是没有灯笼，借点月色在摸路。


目前中国诗歌界的批评是以综合话语阐释为主流。陈超认为：一种有活力的有效的综合批评阐释，是对语言、技艺、生存、生命、历史、文化，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，使批评阐释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，不但具有介入当下创作的有效性，而且还能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“历史话语想象”的参与。同一路向的耿占春说：一种上乘的阐释批评，要保持“写作”与“研究”的话语张力，“感受”与“认知”之间的非确定性平衡，创造出“批评文体”的修辞探索与学术规则之间的对抗性活力。既是对应于异常丰富的鱼龙混杂的诗歌文本的一种阐释性的文体，亦是一种关于感受、感性、经验世界与语言表达的论述。他建议摘掉诗歌批评阐释的客观知识面具，使之成为一种独具文体意义的写作。


应该说综合性批评阐释，相当辩证完善，颇有一种“全包”架势。掌握这样的万能钥匙，可以长驱直入，百堵皆作。综合批评阐释话语，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需要，可望成为现代诗学向学科化进军的资本。但考虑到现代诗批评阐释，多具感性的主观特异性，所以在向“学科”靠拢时，同时警惕趋向外部的泛文化亚文化的扩散，如此应该可以走出一条与文本相对独立平行，又不时交集的、“互为知音”的批评阐释路线。笔者的意思是，“综合”，倒也不一定就是走“集成”的线路。如果面对每一个文本阐释，非综合莫属，那岂不是要变成另一种新的“单一”？如同一味紧跟形式美学分析，也会露出单薄的马脚。


在批评阐释的道道上，追求全方位、全能型、综合的路经，固然属于“高富帅”，但毕竟大狗寥寥。作为形形色色批评阐释的中狗、小狗、小小狗们，无须自惭微弱的声带。有的侧重思想史、有的侧重问题意识、有的侧重文本分析，有的从事基础理论，有的专注技艺，有的沉浸诗文化。庖丁解牛、钩玄发隐、触类旁通、称薪量水……在基本盘面上，克尽厥职，各尽本色就行。各有侧重的“单一”，终究汇成总体阐释作业的开放与延伸，葆有现代诗生生不息的接受活力。


原载《当代诗人》2018.1